饒曉志的觀照：讓日式甜品散發(fā)中式味道

• 2023-08-17 07:06:46 來源：北京青年報

原是戲劇導演的饒曉志，憑借《無名之輩》《萬里歸途》等影片在電影界占據(jù)一席之地后，近期回歸戲劇舞臺，在天橋藝術中心小劇場推出話劇《杏仁豆腐心》。這部作品由他發(fā)起的曉年青劇團出品，整體舞臺呈現(xiàn)要比他之前的《你好，打劫！》《蠢蛋》等小劇場話劇精致考究，僅臨近尾聲時一座從天而降的櫻花園，便可看出造價不菲——與話劇行業(yè)制作上控制成本甚至因陋就簡的某些做法大不相同。

這座櫻花園，指向女主角小夜子記憶中與父母一起幸福生活過的櫻花屋。它既可被看作她時常念叨的契訶夫《櫻桃園》中的俄式莊園，也像田納西·威廉斯的名作《欲望號街車》中布蘭琪念念不忘的南方莊園。無論哪種象征，它的出現(xiàn)，都為小夜子與達郎苦澀基調(diào)的現(xiàn)實生活注入夢幻浪漫的筆觸，好比杏仁豆腐入口后，既有苦味又有回甘。

同時，櫻花園的出現(xiàn)，也把原作的獨幕劇結構打破，將故事空間延展。這種延展還體現(xiàn)在：編劇、日籍韓裔劇作家鄭義信為達郎安排的在日高麗人的身份，被饒曉志隱去，使得兩位主人公，尤其達郎的命運悲歌，不再被日本特定時期的特定人群所囿；讓這部2000年首演于日本的劇作，與20多年后中國年輕人的生活、工作與情感，發(fā)生具體的觀照。

(資料圖)

性格背后的家庭與社會

《杏仁豆腐心》的劇本原作，以遞進式的細膩文筆，講述已經(jīng)結束情侶關系的高橋小夜子與鄭達郎，在平安夜的話別。兩人一起居住七年的房屋，以及屋內(nèi)的日式矮桌、沙發(fā)、電話、微波爐、音響、書籍等物件，都已經(jīng)有些破舊。他們在這種帶著歲月印痕的環(huán)境里，吃著并非特意為平安夜準備的日常廉價食物——關東煮與杏仁豆腐，喝著常見的立山清酒，談著小夜子的童年創(chuàng)傷、達郎的工作受挫、兩人的愛而不能。

他們各自的物品大多已經(jīng)完成打包，靜靜地等待著新年過后被它們的主人分置兩處。那些尚未確定歸屬的物品，再過幾日也都會明確去向。只是由物品喚起的記憶，并不肯離開這間見證兩人情感變化的舊居。

導致兩人從依偎取暖到回歸孤獨的多重因素，也在他們的對話中逐漸浮現(xiàn)。這表面看來是“性格決定命運”的結果，究極還是在原生家庭與社會環(huán)境層面找到了深層原因。

由始至終，出場的人物只有小夜子與達郎，兩人的談話也都在屋里展開。但他們交談時提及的屋外或遠或近的空間卻有很多，涉及的人物亦很龐雜，包括小夜子的父親、母親、姨媽、同母異父的妹妹，達郎的姐姐、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、現(xiàn)在一道討論物價的鄰居主婦，以及兩人胎死腹中的孩子等。

這些未出場的人物，以社會群像的方式，參與勾勒戰(zhàn)后日本經(jīng)濟高速發(fā)展又陷入危機的過程；此外更為重要的是，揭示數(shù)量龐大的在日高麗人（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里，被統(tǒng)稱為“高麗人”的朝鮮人與韓國人的數(shù)量曾長期占據(jù)第一，后來被中國人趕超），長久以來是怎樣活在日本社會的末端。

一切，要從上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歷史談起。

作為癥結的歷史與時代

1910年8月《日韓合并條約》簽訂，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了長達35年的殖民統(tǒng)治。其間，不計其數(shù)的高麗人離開故土來到日本，成為日本對內(nèi)發(fā)展的廉價苦力、對外擴張的戰(zhàn)爭炮灰。二戰(zhàn)結束后的若干年內(nèi)，這一群體中的幸存者大多沒有能力返回故里，只能繼續(xù)留在日本過著底層人的生活；少數(shù)回去的人們，獲得的也并不是“美好的明天”，而是下一個深淵。

1948年之后，由于朝鮮半島的政局動蕩，在日高麗人的身份有了南北之分，但是他們在日本的整體處境沒有什么改變，內(nèi)部爭斗還日益加重。更為可怕的是，他們及后代即便取得日本國籍，換上日本姓名，在生活與工作中依然備受歧視。直到《杏仁豆腐心》首演兩年之后的2002年，日韓聯(lián)手舉辦世界杯，成為這一狀況逐漸改善的信號之一。

編劇鄭義信1957年出生在日本的一個高麗人聚集區(qū)，幼年從長輩口中聽到過去的故事，成長過程中則見證這個群體的現(xiàn)實命運，始終無法擺脫歷史的陰霾。這些所見所聞，成為他日后創(chuàng)作的重要素材。

2005年斬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編劇等獎項的電影《血與骨》，改編自日籍韓裔小說家梁石日的同名小說，由鄭義信與同樣是日籍韓裔的崔洋一聯(lián)合編劇。開場畫面是1923年一群穿著整齊干凈的傳統(tǒng)民族服裝的高麗人乘坐輪船前往大阪。他們看到大阪的城市輪廓時的興奮，不亞于影視劇中經(jīng)常展現(xiàn)的初次赴美的人遠遠看到自由女神像時的激動，似乎美好的未來觸手可及。這群高麗人中的一個、男主角金俊平，年紀輕輕面孔單純，亦對“新生活”充滿憧憬。

金俊平在日本從青年到中年的經(jīng)歷，影片沒有表述，鏡頭一轉(zhuǎn)，他已變成北野武飾演的滿臉橫肉的暴夫，對妻子、兒女、兄弟、同胞均殘暴無情，僅對情人留有一絲善念。急遽變化的時代如何重塑了他，觀眾可以盡情想象。他活著的目的非常明確，不擇手段積累財富，盼著有朝一日攜帶巨額財富回到祖國報效家鄉(xiāng)。人生行至暮年，這一目標得以實現(xiàn)，但諷刺的是，祖國接收了他的財富，丟給他一間鄉(xiāng)村破屋。

2008年，鄭義信編劇的話劇《燒肉龍》，在東京、首爾等地上演時獲得好評（十年后鄭義信將該劇拍成同名電影）。故事講述20世紀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在關西鐵道沿線的某個高麗人居住地，經(jīng)營小小烤肉店的金龍吉一家的命運沉浮。

日本經(jīng)濟的高速發(fā)展，與這里的人們并無關系。他們的住所全都破破爛爛，是連成一片后儼然有礙觀瞻的城中村，與遠處現(xiàn)代化的城市景觀形成鮮明的視覺對比。這些高麗人時常以金龍吉家的烤肉店為聚點，就著家鄉(xiāng)燒酒與食物的味道抒發(fā)鄉(xiāng)愁。但作為一個重組家庭家長的金龍吉，早已被不斷變化的時代切斷了歸國的念頭。

二戰(zhàn)結束不久，在戰(zhàn)爭中失去一條胳膊的他，曾嘗試帶著前妻與兩個年幼的女兒從日本回鄉(xiāng)，但陰差陽錯行動擱淺，并且失去了所有家當；1948年發(fā)生的濟州島事件中，他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在家鄉(xiāng)被殘忍殺害；1950年爆發(fā)的朝鮮戰(zhàn)爭，又讓他痛失妻子。

金龍吉心灰意冷之時，遇到帶著女兒從朝鮮半島逃難到日本的英順，朝鮮戰(zhàn)爭也讓她失去了大部分親人。兩個苦命人帶著各自的孩子組建新的家庭，又生下兒子。為了能讓兒子在日本社會出人頭地，金龍吉沒有選擇專門針對在日高麗人的學校，而是把兒子送進了基本只面向日本孩子的貴族學校讀書。結果兒子在學校遭受日本同學的羞辱，不堪忍受折磨跳河自殺。這個家庭的三個女兒，收獲了看似圓滿的愛情與生活，但她們一個要回朝鮮，一個要回韓國，另一個要留在日本，前途也都未卜。

鄭義信從自身出發(fā)關注邊緣群體的創(chuàng)作題材偏好，也延伸到其他在日的外國人。1993年他作為編劇之一、同樣改編自梁石日作品的電影《月出何方》，講述在日高麗人因為南北的不同身份發(fā)生摩擦，同時他們的生活也與在日菲律賓人、伊朗人等產(chǎn)生交集或沖突。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、最佳編劇等獎項的電影《乞愛者》，以局外人的旁觀視角，講述一位日本中年女性帶著女兒奔赴臺灣尋找生父骨灰的故事，其中對中國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系與當下的觀察與思考，深刻程度可比擬王童、侯孝賢的同類題材作品。

瞄準現(xiàn)實的撞擊與觀照

回到《杏仁豆腐心》的劇本。達郎窩在小夜子的舊房子里做家庭煮夫，是因他被公司解聘后只能搬離宿舍，沒有存款的他需要一個棲身之所；他被公司辭退，是因做清潔工時被認為有暴力行為；做清潔工，是因在營銷部門的業(yè)務不達標被課長調(diào)到了事務部；銷售業(yè)績不佳，可能是因他的性格有些木訥、能力有些不足；做銷售類的工作，可能是因他所受的教育有限、學歷不高……追根溯源，只能歸因為他是一名在日高麗人。即將與小夜子分離的他，雖然找到了實習廚師的工作，被社會重新接納，但那份工作是端盤子送菜。

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(jīng)濟轉(zhuǎn)折的形勢之下，達郎無法完成銷售額、被別的清潔工排擠，干的工作收入低還“內(nèi)卷”嚴重。達郎正在遭遇的，除了階層身份帶來的機會劣勢，還疊加了整個社會都要一起承受的經(jīng)濟壓力。而小夜子原生家庭墜落的遭遇，滲出其時日本整個社會氛圍的壓抑陰郁。

小夜子與達郎同居幾年的房子，原本只是她家家產(chǎn)的一小部分。這所房子前面，本來還有三棟房子，房子之間的空地上種著櫻花。她的父親除了每年在櫻花樹下宴請親朋好友，還把取名為“鑼鼓五郎櫻花屋”的藝人團體經(jīng)營得有聲有色。但隨著經(jīng)濟大環(huán)境的急轉(zhuǎn)直下，父親迷上賭博并在輸?shù)粼S多家產(chǎn)之后，肆意酗酒，打罵小夜子的母親。絕望的母親最后一次將家收拾干凈，離開丈夫與女兒，再組家庭并生下一個女兒。后來父親中風，家里所有的重擔落在小夜子身上。

兩個孤苦靈魂的相遇相愛，曾讓他們重新看到希望的光芒，但孩子的死亡，又將這種光芒熄滅——兩人進一步喪失愛的能力，融入社會的信心亦被摧毀。他們的身體無法再有親密接觸，要依靠玩偶服或者卡通頭套才能談論傷痛。達郎對于外面的世界更加恐懼，小夜子時常借助契訶夫《櫻桃園》中安妮雅的臺詞，表達對于過往生活的懷念、對于又恨又愛的母親的思念，卻一直拒絕與母親見面——患上老年癡呆癥的母親還時時牽掛著這個女兒，沿著鐵軌來看她，卻在很接近家的地方迷路；警察找到母親之后，她本想去接，但后來還是給妹妹打去電話。

不過這部劇作并非全程色調(diào)暗淡。達郎即將開始的新工作，薪水抵掉房租之后雖說所剩無幾，但于他來說也算新的起點；小夜子從姨媽那里不斷獲得精神支撐；尾聲兩人擁抱著傾聽圣誕歌曲互道“圣誕快樂”，重拾了一些慰藉彼此的暖意。

2018年，《杏仁豆腐心》曾被導演繆歌搬上國內(nèi)的話劇舞臺，日式家居環(huán)境、屋外的一棵櫻花樹，以及飾演小夜子與達郎的孫書悅與蔣奇明的表演，一道將鄭義信用文字講述的故事、營造的氣氛還原。然而當時的中國觀眾也許無法感受到作為故事背景的社會經(jīng)濟環(huán)境逆轉(zhuǎn)，以及對于日本人尤其身份地位處于社會尾端的那部分人生活與心態(tài)的撞擊，而只是沉浸在這部劇的日式溫情治愈之中。

如今，達郎與小夜子在家庭、情感、生存等方面感受到的困境與壓力，全球同此涼熱。在此層面上，饒曉志版《杏仁豆腐心》由于去除了達郎在日高麗人的特殊性、提取了共性，因此減弱了中日兩國文化的差異和隔閡，讓鄭義信的劇作具備了直抵當下的力量與能量。

這版《杏仁豆腐心》除了用寫實的室內(nèi)空間與浪漫的櫻花園兩套布景，讓夢想照進現(xiàn)實，柔軟撫慰創(chuàng)痛，燈光、聲效、多媒體、道具等的設計也頗為用心。這是創(chuàng)作者對于作品與觀眾的尊重。其中畫外傳來的風鈴隨著“帶著遙遠記憶的風”，發(fā)出或急或緩、或強或弱的響動，將達郎與小夜子的情緒起伏精準捕捉。而結尾響起的節(jié)奏明快的日本流行歌曲，為兩位主人公加油打氣之外，也對觀眾的未來給予祝福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我看的場次表演上存在一定的日式翻譯腔。該劇巡演時這一問題如果得到調(diào)整，小夜子與達郎的故事，或許能夠更好地融入我們當下的生活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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